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一则关于中国拟对含糖饮料征收消费税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
2月26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国内正考虑对含糖饮料征收全国性税费，以缓解财政并应对公共健康挑战。
这一消息迅速在国内引起关注，第一财经、中国经营报、凤凰网相继做了报道。
看似无论是税收还是公共健康危机，将含糖饮料纳入税收调控的议题，似乎到了无法回避的关口。
一、全球控糖大趋势
目前我国仍是全球少数尚未在全国范围内征收含糖饮料税的主要经济体之一。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截至2024年中期，至少已有116个国家对含糖饮料征税。
从法国2012年率先在国家层面引入糖税，到墨西哥2013年跟进，再到英国2016年立法，法国、墨西哥、英国等国已先后实施了含糖饮料税政策。这一全球性潮流背后，是各国对含糖饮料与肥胖症、糖尿病等慢性疾病之间因果关系的共识日益明确。
世卫组织在”3by35″倡议中呼吁，到2035年将烟草、酒精和含糖饮料的实际价格提高至少50%。
作为全球最大的含糖饮料消费市场之一，目前中国在这场全球控糖运动中处于”缺席”状态。
国内财政科学研究院专家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坦言，包括印度在内的许多国家已经在实施类似措施，中国很难回避这一趋势。并且指出，糖税讨论的根本背景在于”我们面临的严重健康问题”。
二、不容拖延的公共卫生干预
据悉，中国的肥胖和糖尿病问题已经到了严峻的程度。
据国内权威媒体报道称，中国超过一半的成年人肥胖或超重，高于世界卫生组织估计的37%。中国疾控中心的数据表明，在2004至2018年期间，中国成年人肥胖患病率增加了一倍多，从3.1%增加到8.1%。
更令人忧虑的是，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中心2025年发布的研究报告，2023年中国糖尿病患病人数达2.33亿，年龄标准化后的患病率为13.7%。
肥胖和糖尿病的蔓延正在给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柳叶刀·糖尿病与内分泌学》发表的研究预测，2030年中国因超重和肥胖产生的医疗费用将达4180亿元人民币，约占全国医疗费用总额的22%。
在这样的健康危机面前，含糖饮料作为添加糖摄入的重要来源之一，自然成为政策干预的优先目标。
中国在《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25—2030）》中提出到2030年将人均每日添加糖摄入量从目前的30克减少到不超过25克。
要实现这一目标，仅靠健康宣教显然不够，税收杠杆的介入看似势在必行。
三、经济账本：财政与健康的双重期待
从财政角度看，糖税的吸引力同样不容忽视。
一方面每年可增加税收，应对持续扩大的财政缺口；另一方面又可以回应日益严峻的公共卫生挑战，一举两得。
学术界的研究为此提供了量化支撑。2025年12月，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团队在《柳叶刀·公共卫生》上发表研究显示，若通过增加消费税使含糖饮料零售价格上涨20%，在2026年至2050年间，预计将累计带来367万健康生命年的增益，避免约13万例过早死亡，额外税收收入可达2955亿元。
当前国内正在推进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将含糖饮料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既是对国际通行做法的对接，也是消费税扩围改革的自然延伸。
有学者建议，可以考虑将”糖税”作为未来消费税扩大征收范围的可选项，以”糖税”收入充实医保资金，缓解医疗支出负担，实现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双重红利”。
四、现实挑战：替代效应与社会共识
然而，糖税并非万能良药。
国际经验表明，政策效果因制度设计而异，潜在的替代效应不容忽视。
有国内实证研究显示，价格上涨20%后，低收入家庭的含糖饮料消费量虽然下降了29.42%，但由于替代效应，价格上涨也促使这些家庭转向消费其他高糖食品，最终导致总能量摄入量增加了2.57%。
研究者认为，仅仅征收含糖饮料税可能不足以降低中国的肥胖率，需要采取更全面的策略。
社会共识的达成同样是一大挑战。
有人认为征税对人民健康有利，但也有人担忧大量奶茶店等小商户将受到冲击。
一财经大学副院长指出，以可乐为例，公众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肥宅快乐水”，一些平价的奶茶、饮料品牌俨然成为民间文化符号的一部分，”如果现在突然对所有含糖饮料征税，舆论的反应可能负面大于正面”。
从市场角度分析，除非课税非常高，否则”对可口可乐等含糖饮料的终端销售，影响可能只会非常有限”，因为”虽然民众嘴上说想喝无糖产品，但去购物时，仍然大多会选择含糖饮料”。
国内含糖饮料市场规模约7000亿元，虽然无糖和低糖饮料已变得更加流行，但年销售仅约615亿元，仍不到含糖饮料市场的十分之一。
五、分级征税或为最优解
也有消息称，可能选择差异化征税方案：对含糖量较高的产品适用更高税率，相比按容量征税，基于含糖量的饮料税在减少同等糖分摄入量的前提下，对消费者福利的损害更小，说明按含糖量征税可能更加高效。
国际经验也印证了分级征税的优越性。英国在为期两年的糖税过渡期内，大部分厂商主动调整了饮料含糖量，使之降低10%。
这种通过税收设计倒逼企业减糖的”行为引导”效应，可能比单纯的消费抑制更具长远意义。
征收含糖饮料税可能使占有较大市场份额的行业龙头企业被迫进行战略调整，企业在经历阵痛后将进行设备革新、技术升级，生产出符合新的消费心理和政策要求的健康饮料产品，对行业的长远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六、糖税巨浪，糖业咋办？
综合目前的信息来看，国内讨论含糖饮料糖税已不是一个”是否需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实施”的问题。
一边是”健康中国”的宏大叙事，另一边是数以百万计的蔗农和糖厂的现实生计，这场”糖税”风暴的真正震中，或许不在超市货架上，而在广西、云南漫无边际的蔗海之中。
中国糖业绝非一个可以轻描淡写的边缘行业。
中国是重要的食糖生产国和消费国，糖料种植在中国农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产量和产值仅次于粮食、油料和棉花，居第四位。
国内糖料作物生产呈现”南甘北甜”的总体格局，甘蔗产量占比约90%，主产于广西、云南、广东等地；甜菜产量占比约10%，主产于内蒙古、新疆等地。
以广西为例，2024年广西糖料产量为6929.81万吨，占全国糖料总产量的60.48%。糖业在广西承载着远超一般产业的社会功能：广西糖料蔗生产保护区实际用地1159万亩，涉及64个县（市、区）、580个乡（镇）、4490个行政村。全区直接种蔗农民超过900万人，”十三五”时期，全区农民种蔗年均收入237亿元。
然而，目前国内糖业本身已处于”内忧外患”的艰难境地。
中国食糖年消费量约1500万吨，但年产量仅1000万吨左右，存在约500万吨的缺口，对外依存度约28.1%。受生产成本上升影响，蔗农亩均种蔗收益仅约1000元左右，在收成不好的年份甚至出现亏损，同比低于水果等经济作物的种植收益，导致农民种蔗积极性降低。
与此同时，2024/25年制糖期全国制糖工业企业成品白糖累计平均销售价格6018元/吨，同比回落603元/吨，糖价持续低迷进一步压缩了糖企的利润空间。
在这样的产业背景下，含糖饮料税一旦落地，无异于在本已脆弱的产业链上再加一道”紧箍咒”。
饮料企业为规避税收而减少用糖量，将直接传导至制糖企业的订单簿和蔗农的收购价上。对于年收入仅数万元的蔗农家庭而言，任何需求端的萎缩都可能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就产业来说，面对糖税这样的巨浪，笔者认为，政策制定者需要在公共健康目标与产业保护之间寻找精确的平衡点，避免以”一刀切”的方式伤及产业根基。
第一，糖税的税率设计应循序渐进。从低税率起步，设置合理的过渡期，给予糖业产业链足够的调整缓冲时间。英国政府就给了食饮行业企业两年时间，允许他们修改配方，只要含糖量降至标准以下就无需支付额外费用。国内应借鉴这一做法，以分级、渐进的方式实施，而非突然加税。
第二，糖税收入应部分反哺糖业转型升级。可以考虑将糖税收入的一定比例设为”糖业转型专项基金”，用于支持蔗农转型种植高附加值作物、制糖企业向精深加工和循环经济升级、糖料产区劳动力再就业培训等。广西已在推进蔗糖精深加工及副产物综合利用、糖基生物制造等领域的技术攻关，这些方向正是糖业应对消费端冲击的生存之道。
第三，加大对糖业产业链延伸和多元化发展的支持。广西制糖企业已在探索将蔗渣、蔗叶和制糖滤泥废蜜糖开发成红糖、朗姆酒、可降解餐具、造纸、有机肥、酵母等深层次产品，传统蔗糖产业向生物基化工、食品工业、发酵工业等方向转化升级。这种”把一根甘蔗吃干榨尽”的全产业链思路，是糖业化解税收冲击的根本出路。
第四，对含糖饮料税与传统糖业保护政策之间的协调性需要系统评估。中国目前实行食糖进口配额制度和关税保护政策，目的是保护国内糖业。如果一边保护国内糖业生产，一边又通过税收打压下游的含糖饮料消费，政策之间的逻辑矛盾将使产业无所适从。
或许，“糖税”的到来，对中国糖业而言既是危机也是转机。
危机在于，下游需求的结构性萎缩将加速糖业传统增长模式的瓦解；转机在于，外部压力恰恰可以成为倒逼糖业转型升级、摆脱对初级加工产品过度依赖的催化剂。
“糖税”之于糖业，不应是一场”零和博弈”，而应成为推动整个甜蜜产业链凤凰涅槃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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